投靠李立三，升任中央组织部秘书长。
1898年的寒冬时节，康生降临人世。他的父亲张发祥，希望家族人丁兴旺，便为他取名张旺。然而，此名之后，张发祥又对其名字进行了三次更改。
1924年夏日，他背井离乡，抵达了繁华的上海，投身于中共创办的上海大学社会科学系深造。此时，他第四次更改姓名，更名为张耘。次年四月，他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自此踏上了漫长而波折的投机政客之路。
康生曾积极参与上海“二月罢工”以及上海工人发动的三次武装起义，凭借出色的表现脱颖而出。此后，他先后担任了中共上海大学独立支部书记、中共上海沪西、沪东区委书记，以及中共江苏省委常委兼组织部部长等要职。在此期间，他还曾化名为赵容。
在大革命遭受挫败，革命阵营内部出现分歧的关头，他，一位对中国历史了如指掌且对封建社会的权谋之道情有独钟的智者，目光敏锐，洞察秋毫，静悄悄地寻觅着投注胜机的时机。
于1928年6月至7月间召开的党的六大上，平庸之辈的向忠发不幸当选为中央政治局主席，并兼任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主席一职。然而，党的最高权力实际上已落入时任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治局常委及宣传部长的李立三手中。
李立
锁定这棵“大树”之后，康生便投入了极大的努力。在1930年的一次党内会议上，面对何孟雄对李立三同志指责其犯了“左”倾冒险主义错误，康生毫不犹豫地挺身而出，语气坚定地说：“李立三同志的观点是正确的。”他更是毫不畏惧地拍了拍胸脯，气势如虹地宣称：“任何反对李立三同志的人，都是背叛党的行为。李立三同志是我们的杰出领导者，我对其制定的路线坚决支持。”
在这一瞬间，李立三深刻地镌刻下了康生的形象。随后，康生很快被任命为中央组织部秘书长等要职，跻身中央官员行列，开启了其政治生涯的首次重大飞跃。彼时，他年仅32岁。
然而，当李立三的“左”倾冒险主义错误在1930年9月党中央召开的六届三中全会上受到严厉的指责时，康生迅速转向对立立场：“我早已洞察李立三的这一套，纯粹是左倾冒险主义的行径；在领导风格上，他独断专行，盲目自信，对任何人的意见都置若罔闻……”
仅此一役，他不仅稳固了既有的政治地位，更意外地荣获了中央审查委员会委员、中央职工部部长等要职。
攀附王明，两度升任中央政治局委员
在摆脱与李立三的联系之后，康生宛如一棵寄生的藤蔓，迅速而又紧贴地缠绕上了那位拥有共产国际背景、被他寄予厚望的未来中央核心人物——王明。
果然不出所料，得益于共产国际代表米夫的大力支持，王明在1931年1月举行的党的六届四中全会上迅速攀升，一跃成为中央政治局成员，并迅速掌握了党中央的领导大权。
在李立三与王明之间的权力角逐中，擅长“保驾护航”的康生，曾两次对王明造成重创，导致王明先后遭受了警告以及留党察看六个月的处分。然而时至今日，随着局势的变迁，康生不得不收敛锋芒，亲自上门，诚心致歉。
夜幕低垂，他轻敲王明的家门，尚未落座，便带着一丝拘谨与诚挚开口：“今日我前来，特此向您致歉！”
初见王明时我感到惊讶，随后却变得淡然，不禁愧疚地叹了口气，声音低沉地续道：“在李立三掌权之际，我曾与他并肩，对你实施了两次处分。我自身能力有限，未能察觉问题；即便察觉，亦因缺乏勇气而未敢直言，导致你蒙受不白之冤，承受了委屈。我深感愧疚，在此我诚恳地向你道歉，恳请你能宽恕。”
既然康生已将言辞委婉至此，王明亦不便再保持拘谨，便摆出了宽恕大度的姿态，说道：“人非圣贤，谁能无过？既往之事，已不再提，未来我们当携手共进，真诚合作。”
“哪里，哪里，”康生谦卑地回答，“这并非合作，而是领导之责。您有何吩咐，请尽管指示，我必将全力以赴，不遗余力。”
在这愈发充满投机色彩的对话里，他们之间的往日恩怨仿佛冰雪消融，王明的神色也随之从冷淡转为热情。
短短一年之后，他即受王明提拔，跻身中央委员之列，成为临时中央政治局的成员，并肩负起中央组织部部长的重任。自此，他成为王明“左”倾冒险主义思想和组织路线的坚定支持者和有力执行者。
他谈吐风生、文思泉涌，仅在一九三二年至一九三三年六月间的一年半光景，便以谢康、骆驼为笔名，接连发表了二十余篇赞颂王明路线的文章。
王明
此后，王明肩负重任，赴莫斯科担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一职。而康生亦于1933年6月悄然抵达苏联，紧随王明之后，成为其得力助手。自此，康生便以“康生”之名行世。
在这段时间里，他与王明如影随形，关系紧密：一方面，他频繁地向中国留苏学生以及国际上的某些人士伸出援手。兄弟党通过撰写报告和在报刊上发文等途径，大肆宣扬王明的形象，并企图误导共产国际；其次，在1935年夏季，串联在苏联留学的学生向共产国际上书，联名请求授予王明中共中央总书记的职务；再者，为维护王明的宗派利益、清除异己，他们积极策划在由留苏学生构成的中共旅莫支部内部开展“镇反肃托”运动，导致众多王明和其本人不悦的党员干部被无端冠以“汉奸”和“托派”等罪名，遭受审讯、监禁、劳改，甚至含冤离世。
康生竟对已遭中央领导职务解除、正于苏联进行反省的李立三亦不遗余力地落井下石。他不单是百般刁难，甚至向苏联肃反机构诬指李立三为托派，意图借他人之手除之，幸赖周恩来多次斡旋，才使得被囚禁两年之久的李立三得以获救，重返国内。
因此，在王明的竭力推荐下，康生得以再度攀上高峰，于1934年1月，在党的六届五中全会上，虽未亲自出席，却也成功当选为中央委员和中央政治局委员。
1937年11月底，康生与王明同返延安，期间康生身兼中央党校校长等多重职务。身处延安这个汇聚众多高层领导者的政治中心，康生确立了一套因人而异的处世原则：面对那些掌握重权的强硬人物，需学会准确把握其脉搏，针对其特点施以恰当策略，迎合其喜好；至于同僚之间，则需保持和善可亲的态度，展现出热情与友好；至于对待下属，则需平易近人，礼遇贤能，周旋得体，八面玲珑。
在坚定地拥护王明所提出的“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的右倾投降立场之际，目睹王明逐渐深陷于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的困境，康生便开始深思熟虑起转换阵营的问题，进而将注意力转向了毛泽东。
自1938年9月至11月，中央政治局会议及党中央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相继召开，期间传达了共产国际的决策，确立了毛泽东在党内的领导核心地位，并对王明的错误路线进行了批判，同时亦剥夺了王明担任中共中央长江局书记的职务。
鉴于局势所迫，康生便凭借其手中掌握的众多有关王明的秘密信息，迅速转变角色，成为了揭露和批判王明错误的先锋，甚至不惜在所有公开场合刻意塑造自己为坚决反对王明错误路线的积极分子。正因如此，他再度赢得了信任，并被任命为中央社会部部长等职务。
江青获“保护”升任副主席
坚定了推翻王明的意志之后，康生便不遗余力地积极寻求与毛泽东的亲近，一方面通过持续向毛泽东汇报王明的思想动态、言论走向，并全力以赴地反驳王明、明确表达对毛泽东的坚定支持，以期赢得毛泽东的青睐；另一方面，他巧妙运用策略，竭力促成毛泽东与江青的结合，将其视为长远之计。
在1942年延安开展的整风运动中，所有党内干部都必须接受审查，江青自然也不例外。在一场审查会议上，江青就她在上海的往事进行了陈述。随后，一位与会者严肃地发问：“你是否曾被捕？”
康生察觉到江青显得有些不安，于是主动承担起解释的责任：“关于江青同志在上海那段时期的经历，组织已经有所了解。我对这一情况十分明了，无需担忧。江青同志在白色区域的工作表现优异，若她思想并未停滞不前，又怎会舍弃繁华的上海，选择来到延安，与沙子相伴的小米为食呢？”
审查小组成员相互交换着困惑的眼神，无奈之下只得草草结束会议。江青却轻易地渡过了“整风”的难关。
在延安整风运动期间，康生担任中央总学习委员会副主任，辅佐毛泽东，实则担当了整风运动的核心执行者角色。
在秉承“质疑一切”的指导思想下，他公然扭曲本意，篡改核心宗旨，将其重塑为以审查干部、清除异己为目标的“拯救失足者”行动，从而酿成了大量冤屈和错误的案件。
鉴于他此前在延安的“肃反”运动中滥用逼供信手段，造成恶劣影响，积累了众多怨言，因此他在1944年遭到了中央领导的指责。这一事件进而导致在1945年4月至6月举行的党的七大上，众多代表均不愿为他投票。
在毛泽东的劝说之下，尽管康生被剥夺了中央社会部及中央情报部部长的职务，他却依然当选为中央委员和中央政治局委员。
康生，这位擅长玩弄“左”倾之火的人物，亦曾遭遇火势反噬。他先是于1949年秋季，在与饶漱石争夺华东局第一书记职位的过程中败北，继而又在1956年9月的党的八大上，从中央政治局委员的位置上降至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
那实因他在1946至1947年间，受命于晋绥、山东渤海等地主持土地改革之际，过分推行“左”倾政策，扩大了打击范围，甚至将部分中农乃至下中农误判为地主、富农，造成了恶劣影响，从而激怒了毛泽东，导致其被毛泽东疏远。
康林
面对此情此景，康生选择隐忍不发，暗中筹谋。他迅速察觉到，在1952年至1955年期间，毛泽东的多次讲话中反复提及农业合作化议题。于是，康生着手研读相关农村问题的资料，并深入开展了农村调查。他投入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向毛泽东提交了几封关于在农村推广集体化的建议信，此举令毛泽东对其刮目相看。
1956年，目睹毛泽东对周恩来、陈云所提出的建设性意见，反冒进一旦对那些建议感到不悦，原本对此事不甚关注的康生便迅速表态，坚决反对反冒进的主张，此举再次赢得了毛泽东的青睐。
1959年7月至8月，庐山会议召开之际，康生于接到中央办公厅送达的“彭德怀同志意见书”副本时，即刻意识到，这正是一个向毛泽东主席献媚邀功、千载难逢的良机。
随即，他迅速向毛泽东呈递了一则内容大致如此的字条：彭德怀所写的这封信并非偶然。此次，他的攻击直指主席。这无疑是反党、反毛主席、反社会主义的恶劣行径，我斗胆提出，绝不可姑息养奸。
随后，在小组讨论会上，他言辞激烈地指责彭德怀，称其与张闻天、黄克诚、周小舟等人结成小圈子，从事阴谋诡计，密谋组建反党小集团。
接下来，他故伎重演，又在1962年8月召开的北戴河会议上煽风点火、推波助澜，带头诬蔑习仲勋是“利用小说（指《刘志丹》）反党……是为反党分子高岗翻案”，指责邓子恢是“同毛主席唱对台戏……鼓动安徽、河南搞包产到户，走资本主义道路……”
康生晋升为中央书记处书记。
随着国内阶级斗争的硝烟愈发浓厚，康生紧握双拳，不断寻找着点燃战火、引发冲突的契机。
1962年，正值京剧《海瑞罢官》根据时任北京市副市长、明史专家吴晗所撰写的剧本改编后广受欢迎之际，康生与江青不约而同地察觉到了剧中的“问题”及其潜在价值。然而，鉴于我国当时正面临经济困境，康生认为时机尚不成熟，于是选择隐忍与等待，历时整整三年。
直至1965年年初的一天，康生径直来到中南海毛泽东的书房，向毛泽东诬称：“《海瑞罢官》是为彭德怀鸣冤叫屈，为彭德怀翻案哩！”
康江
事后，康生与江青根据对毛泽东听取汇报后神色的观察，判定其已默许此举，于是二人密谋由江青亲自出马，前往上海寻找笔杆子撰写批判文章。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便是如此问世，随即点燃了“文化大革命”的导火索。
1966年五月与八月间，康生先后荣升为中央文化革命小组顾问及中央政治局委员。他与江青遥相呼应，暗地里与林彪结盟，煽动全国范围内的造反派夺取权力。他策划了对朱德、陈毅等老一辈革命将领的围攻，制造了“新疆叛徒案”与“六十一人案”。康生与林彪、陈伯达共同炮制了“天才论”语录，并协助江青利用批判孔子的名义间接攻击周恩来。这一系列行为使得刘少奇、张闻天、彭真等众多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蒙受不白之冤，其中有些人甚至遭受迫害而丧命。
凭借对异己的排斥与打击，以及国家动荡的局势，他得以步步高升。继在党的九大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及常委后，他又在党的十大中攀升至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及党中央副主席的显赫位置，实现了其政治生涯的巅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