尊前谈笑人依旧：
张闻天影像记忆
凤凰卫视
张闻天，一位温文尔雅的谦谦君子，凭借卓越的口才、锋利的文笔以及扎实的理论造诣，赢得了广泛的赞誉，并最终跻身中共最高权力核心。然而，晚年的他遭遇了文化大革命的批斗。历史终以公正还他清白，正如他生前所坚信的那样：“历史是最公正的裁判，是非、忠奸，一切都将得到历史的检验，历史终将作出公正的判断。”
被毛泽东称作“皇帝”
风流天子李三郎，
不爱江山爱美人。
当今洛甫做皇帝，
爱江山又爱美人。
这首充满俏皮的打油诗，出自毛泽东的大手笔，其调侃的对象正是当时以洛甫为化名的中共中央领导人张闻天。透过这首诗，我们不难窥见，彼时毛泽东与张闻天之间的交情颇为融洽。
毛泽东与张闻天
张闻天在延安喜结连理，毛泽东赠予他的那首庆祝新婚的旧体诗，字里行间洋溢着亲切与幽默。这充分展现了彼时毛泽东与张闻天之间关系的亲密无间。两位领导人在出身、经历、性格上均有显著差异，却能相互支持、并肩作战，这无疑与那个特殊的历史背景紧密相连。
1935年，张闻天与刘英合照。
据张闻天的妻子刘英说，毛主席有时把闻天叫做“青天”，有时又叫做“皇帝”，因为闻天是总书记。
1931年1月，中共在风云变幻的上海召开了六届四中全会。在共产国际东方部副部长米夫的鼎力支持下，以王明为首的一批留苏学子，成功跻身中央领导的核心圈。然而，同年4月与6月，负责党秘密工作的顾顺章以及中央政治局主席向忠发相继落网并变节，这对上海的中央机关造成了致命打击，使其陷入近乎瘫痪的境地。王明敏锐地察觉到了局势的危急，遂赴莫斯科担任中共中央驻共产国际的代表，同时推举博古、张闻天等人组建了“临时中央”，从而登上了中共中央的最高领导之位，直接掌管苏区事务。与此同时，毛泽东在临时中央负责人博古的排挤下，被迫退出了中央领导层，丧失了对红军的指挥权。
1934年12月12日，于湖南通道城恭城书院，中革军委召开了一场临时紧急会议。在张闻天、王稼祥及周恩来的鼎力支持下，毛泽东的提议顺利通过，标志着“通道转兵”战略的实施。20日，军委纵队抵达贵州黄平，张闻天与王稼祥在讨论革命形势时，心中忧虑重重。王稼祥不禁质疑：红军的最终目标，中央究竟定位何方？面对这一疑问，张闻天无奈回应：目前尚无明确目标，但他坚信，“毛泽东同志在作战策略上颇具才能，远胜于我们，看来我们已无法胜任领导重任，还是应该让毛泽东同志亲自指挥。”
明君，不恋权力，常退位让贤。
1935年1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于遵义召开了具有历史意义的扩大会议，此会议被后世称作“遵义会议”。在会议中，博古同志就第五次反“围剿”战役进行了总结性的报告。随后，张闻天同志依据与毛泽东、王稼祥同志达成的共识，提交了一份反对报告，对博古、李德同志在反“围剿”战斗中采取的单一防御策略以及在战略撤退过程中实行的撤退逃跑行为进行了批判。会议决议由张闻天同志接替博古同志，承担起中央总负责的重任，并正式增选毛泽东同志为中央政治局常委。
继陈独秀、瞿秋白、向忠发、博古等前辈之后，张闻天接棒成为第五任中共中央的最高领导人。在党与红军面临生死存亡的紧急关头，他毅然决然地承担起这一重大职责，正所谓“受命于败军之际，奉命于危难之间”。
自1935年于遵义会议上接替博古担任中共中央“一把手”，直至1938年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后，张闻天才正式将领导权让渡给毛泽东，期间他始终占据着这一核心职位。张闻天秉持着不慕权势的作风，崇尚民主，对毛泽东充满尊敬，因此两人间的合作一直和谐顺畅。据数据统计，在这四年间，以“洛、毛”或“毛、洛”名义联名发出的电报共计286份。也正因如此，毛泽东曾多次赞誉张闻天为“明君”。
遵义会议召开之后，张闻天肩负中央领导重任，在诸多关键时刻，不遗余力地全力支持毛泽东同志对红军指挥工作的领导。
在构建抗日统一战线的议题上，毛泽东与张闻天的看法不谋而合，但两人对蒋介石的态度却有所差异。经过六日的细致观察与深入分析，尤其是周恩来亲赴西安实地了解情况之后，张闻天于1936年12月19日主持召开了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于党内确立了联合蒋介石共同抗日的共识。此举不仅展现了张闻天的深邃眼光与卓越见识，亦充分体现了他秉持的民主精神。
1938年8月，王稼祥肩负共产国际的指示从苏联归来，传达了关于中国共产党应将毛泽东推为首领的决议。张闻天对此表示了全心的支持，并在六届六中全会上，他主动提议将领导权让渡给毛泽东。然而，毛泽东基于全局的考量，建议张闻天继续担任中央负责人的职务。
对于张闻天位居“一把手”之职，却乐此不疲地扮演毛泽东的辅助角色，外界多有非议，甚至有人将其比作“泥菩萨”。然而，张闻天得知此事后，并未因此动摇，反而坚定地表示：“真理掌握在谁的手中，我便追随谁的脚步。”
抗日战争胜利之际，中央机关大批干部被调往东北，张闻天毅然请缨，投身其中，先后担任了合江、辽东两省的省级书记，以及东北财经委员会的主要负责人等职务。尽管从中央高层的领导者变为地方政务的执行者，身份有了显著变动，但张闻天对此毫不在意。恰恰相反，在东北的四年多光阴里，他过得既充实又愉悦。
1945年11月22日，张闻天一行抵达沈阳。是夜，东北局紧急召开会议，旨在探讨我党在东北地区的战略布局。彭真、林枫等东北局主要领导提出，应当将战略重心置于沈阳、长春、哈尔滨等大城市，以便在苏军撤退之际，与国民党展开有效的争夺。而张闻天则主张，应避开这些大城市，深入农村，发动群众，建立稳固的根据地。会议气氛热烈，双方意见相左，未能达成共识。张闻天遂赴哈尔滨北满分局，与陈云商讨对策。陈云赞同他们的看法，并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当晚，张闻天根据三人的意见，草拟了《对满洲工作的几点意见》，全面阐述了东北工作的基本方针。
张闻天对东北地区的各项建设经验进行了系统总结，并据此草拟了《关于东北经济构成及经济建设基本方针的提纲》。在提纲中，他明确指出，解放后的东北经济由五种主要成分构成，即国营经济、合作社经济、国家资本主义、私人资本主义以及小商品经济。该提纲不仅为东北地区的建设提供了重要参考，亦受到了毛泽东和刘少奇的高度关注。1948年11月6日，中共中央向东北局发出电报，对这份提纲给予了高度评价，并将其转发至全国各解放区，作为经济建设的指导方针。提纲中提出的诸多政策观点，后被毛泽东纳入1949年3月5日七届二中全会上的报告，成为新民主主义经济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
地方官转任外交家
1950年1月19日，张闻天在东北的政绩斐然，却意外地从广播新闻中获悉，中共中央决定任命他为中华人民共和国驻联合国首席代表。张闻天对此感到十分惊讶，他急忙向刘少奇表达了自己愿意留在东北专注于经济工作的意愿，并希望能有其他人接替这一职位，但这一请求并未得到同意。事实上，刘少奇最初曾提名章汉夫作为首席代表的候选人，然而毛泽东认为张闻天更为适宜。尽管后来新中国未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张闻天并未真正履行这一职务，但他的外交生涯却由此揭幕。
1951年二月，周恩来就张闻天的工作志向进行了询问，是希望其加入中央即将设立的对外工作指导委员会，抑或担任驻苏联大使一职。经过深思熟虑，张闻天最终选择了后者。
1954年四月，张闻天在担任苏联大使期间，荣获任命，跻身外交部副部长之列，成为辅佐周恩来出席日内瓦会议的关键外交代表之一。次年一月，张闻天返抵北京，荣任外交部常务副部长并兼任党组副书记，全力协助周恩来掌管外交部的日常运作。
1958年七月，彭德怀致信毛泽东，就“大跃进”运动提出个人见解。在肯定成就的同时，他深入剖析了实际操作中暴露出的诸多重大问题及其成因。毛泽东于七月十六日作出批示，将此信转发给全体同志传阅。
众多与会者察觉到了风向的微妙变化。然而，张闻天却保持坚定，精心准备了一份详尽的发言稿。7月21日的午后，他在华东组的会议中独占鳌头，连续发言长达三个小时。他不仅点明了“大跃进”的诸多错误，更深入剖析了其背后的观点和方法上的症结。
与张闻天持相同立场，解放军总参谋长黄克诚及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周小舟亦在小组会议中发表意见，力挺彭德怀信函中的核心论点。转至7月23日，即次日，毛泽东在二次全体大会上对彭德怀、张闻天等人的观点予以反驳，视其为右倾思想的体现。随即，会议焦点由纠偏“左”倾转向抵御右倾。
毛泽东于山上召集全体中央委员举行会议，将原本的政治局扩大会议升级为八届八中全会。随之而来的是一场针对“右倾”思想的斗争，在全党范围内迅速展开。
1958年8月18日，张闻天致信毛泽东，诚挚地表达了他的感激之情：“我衷心感谢您以及中央其他同志给予我的支持。今日我将启程下山，衷心期盼能在北京与您重逢，并恳请您给予更多的指导。”毛泽东在阅读此信后，于批语中热情地回应道：“我对洛甫的这封信感到由衷的欢迎。”
然而，在庐山会议上，张闻天最终与毛泽东走上了不同的道路。自那庐山之别，竟演变为两人永恒的诀别。
1960年11月12日，中组部副部长帅孟奇与张闻天进行了一次谈话，告知中央已作出决定，任命他担任经济研究所的特约研究员。然而，国内政治形势的剧烈变动，使得张闻天在从事研究工作时难以保持内心的平静。随着文化大革命的爆发，张闻天时常遭受造反派的拘押与批斗，同时还要面对来自中央机关及各地造反派提出的质询与调查。
1976年7月1日，张闻天因心脏病突发不幸离世。遗憾的是，他未能目睹平反昭雪的曙光，亦未能见证“四人帮”在三个月后覆灭及其对社会产生的深远影响。历史虽冷酷无情，却终归公正。至1979年，中共中央于北京人民大会堂举办了一场盛大的追悼会，对张闻天进行隆重悼念，并正式为他洗清了冤屈。
回望张闻天晚年
刘 英
作者：刘英
全国政协常委，张闻天夫人
自评《海瑞罢官》之举至批“三家村”，文化大革命便紧锣密鼓地拉开序幕。我们开始切实感受到了这场政治风暴的沉重气压。1965年，接替尚昆同志执掌中央办公厅的主任，首先撤销了闻天的“供应卡”，随即又撤除了“红机子”（内部电话机），继而搬离了煤气罐，并取消了专车配备。
“文革”的狂澜迅速波及到闻天。1966年8月9日，经济研究所首次将他推向了斗争的风口浪尖。自那以后，闻天便陷入了持续不断的残酷斗争和非人般的折磨之中。
彼时，闻天已步入古稀之年，双眼深受高度近视和白内障的困扰，血压更是飙升至惊人的二百，心绞痛亦时常发作。然而，他无法停下脚步，亦无法得到应有的治疗。无论是酷暑严寒，还是风雨交加，他都必须身揣月票，手提装有检讨和交代材料的书包，挤进熙熙攘攘的公交车。在汹涌的人潮中，他需辗转两次车次，方能抵达经济所。在那里，他等待着的是批斗与审问，是高帽与黑牌的羞辱，是“喷气式”的折磨，是示众与游街的羞辱。每当闻天出门，我的心便悬于半空，担忧他被人群挤伤，担忧他遭受揪斗而丧命。夜幕低垂，我常倚门而望，期盼着他那颤颤巍巍的身影。我无法平息心中那惊涛骇浪。在这场疯狂而失去人性的“革命”中，死神曾多次悄然走近闻天。
在天经济所经历的首次批斗中，闻天险些遭遇不测。归家后，他发现身上的衣物扣子尽数脱落。他向我诉说，今日几乎未能生还。批斗会刚刚开始不久，他即被推至台上，脖子上挂上牌子，头顶戴上高帽。随后，越来越多的人被点名上台，大家挤作一团，酷热难耐。挤挤挨挨中，高帽压得额头生疼，闷热难当，他感到胸口闷塞，头晕目眩，天旋地转。终于，意识逐渐模糊，直至失去知觉。他被拖至后台，仿佛听到远处传来一个女子愤怒的咒骂：“别装死，你死不了！”慢慢恢复意识时，方才意识到那女子就站在面前，原来是经济所的一名造反派。
1965年，张闻天与刘英及其家人欢聚一堂。自左至右数第三位，是随行的工作人员孙时平。
又是一次，北航对彭德怀进行批斗，闻天被强行拖去一同遭受凌辱。总理特意叮嘱：一不可查其腰，二不可对其施以拳脚，三不可对其进行侮辱。然而，“四人帮”却对此置若罔闻，在他们煽动下，行凶更加肆无忌惮。他们竟在斗争会的出口处，组织了一队打手，每人依次对彭德怀、张等人施以一记耳光。闻天被打得头脸青肿，当场晕厥。若非两名军人将他强行拖上示众的汽车，其后果将不堪设想。
历经一天的艰辛折磨，我终于步履蹒跚地踏入家门，不料因心力交瘁，竟一时晕厥，跌倒在地。
即便是在遭受苦难的当下，他依旧心系他人，关怀备至。
有一次造反派半夜把闻天抓到外交部，一大早就揪着游斗，几个人扯着跑步上下楼，就这样折磨着把外交部大小办公室、宿舍楼几乎游斗遍了。下午再开大会斗争，受尽摧残。大会开到五点结束。又将闻天他们押在一间房里，提审闻天，硬逼他承认陈毅是他庐山发言的后台。闻天坚决否认，说他的发言是自己的思想，与别人无关。造反派从他口中捞不到反陈毅的材料，又痛骂他"死顽固"。那次我也是半夜就被揪去，早晨在食堂喝稀粥的时候，闻天见我一动不动，就悄悄对我说："快喝点，不然要顶不住的。"幸亏听了他的提醒，要不然我空着肚子被拉去楼上楼下游斗折磨，大会陪斗，如何受得了？那天挨斗回来以后，闻天抚摸着我的手，问我："顶得住吗？"我宽慰他："你看，这不是顶住了吗？"他端详了一会，看我的神色确还可以，就说："你顶住了，太好啦，批斗的时候我老是想着你，但又不能看你，真怕你身体吃不消啊。"我听他这么说，不由得眼圈都红了。
自“文化大革命”爆发，张闻天便饱受折磨。1966年8月9日，他开始不断遭受批斗的苦难，常需乘坐公共汽车前往机关接受审判。此为张闻天当时所持有的汽车月票。
闻天无数次地被批斗、被审问。他的一本"文革"记事本上记载，1967年一年里，他接受审讯、回答问题，或者在记录上签字，或写出材料，累计达到二百一十九起。不论怎样辱骂、恫吓，不论怎样诱、套、哄、逼，他总是沉着镇静，谨慎负责，认真回忆往事，实事求是地回答问题。涉及党内同志历史情况，是非功过，他不管外界的舆论和压力，总是据实回答，决不乱说。有时还同造反派辩驳起来。当有人对他的交代不满而大发雷霆时，他总是慢吞吞地说："我知道的就是这些。你们要我说的那些情况，我不知道。"为了这种"顽固"，他不知招来多少拳棒。为了保护同志，他甘愿承受，从不抱怨。
1967年2月16日，闻天面临了一个棘手的提问：关于1936年春季“六十一人获释”事件的真相究竟如何？此问题由天津南开大学的“抓叛徒战斗队”提出。
那已是三十载之前的事，诸多细节如今记忆已有些模糊，然而，整体的过程，闻天却是记忆犹新。
1936年春，少奇同志紧急派遣专人送来一封信，信中提及有61名干部被囚禁于北平草岚子监狱。这些干部过去表现优秀，据监狱内部消息，只需完成一个简单的非反共手续便可获释。当时华北抗日局势紧张，迫切需要干部支援。狱中同志们希望获得中央的明确同意，并见到领导人的亲笔签字文件后，才愿意出狱。少奇同志敦促中央迅速作出决定。情况紧急（因若日军人侵平津，则无法再行处理），且事关重大，闻天同志立即与当时中央的主要领导人商议，并最终决定予以批准。随后，薄一波、安子文、杨献珍、刘澜涛等61人获释，他们中的许多人后来成为了抗日战争的中坚力量。在七大召开前夕，代表资格的审查中，他们的情况再次被审查。闻天同志告诉我，事实确如所述，61人的出狱是经过中央批准的。然而，在这个关键时刻重新提起这起历史事件，如何回应这一问题，让闻天同志感到十分为难。
当时以批《清宫秘史》为由头，引发了全国上下抓叛徒的运动，斗争矛头向着少奇同志。报纸上，"中国的赫鲁晓夫"就是刘少奇的代称；如果对此事推卸责任，那么少奇同志"大叛徒"的罪名就更重了。事实并非如此，闻天怎么肯为了一己的安危而使少奇蒙冤受害呢？六十一人出狱本来是那种特殊条件下采取的特殊策略，无可厚非；六十一位同志本身更是在狱中坚持长期斗争的好同志，当然不应为此而蒙冤受屈。但此刻如果明说此事是经中央研究批准，"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的罪名也担待不起。闻天考虑再三，决定给知道此案经过的中央文革顾问康生去信，闻天用了一个较为模糊的概念，说此事回忆结果是"经中央批准"，这样回答是否可以，请他查查档案。
“如今回想起来，当时我并未向毛主席汇报此事，也未在中央特别会议上进行讨论。”
年轻战士们欢欣鼓舞，成功揭露了一位“大叛徒”——张闻天！
闻天心中竟涌起一股释然，这难关总算得以跨越，尽管又增添了一顶新的头衔。
然而，阴谋者的卑鄙行径超出了老实人的想象之阈。此事并未因此画上句号。
1967年6月的一个清晨，闻天忽然被紧急召唤至经济所接受审问。归途中，他向我详细描述了此次审讯的始末。
今天来了两个身穿军服的人，自称是康生派来的。问了一通六十一人案始末之后，严厉地训斥我，说我在这个问题上"把水搅浑了”。他们说："这个案子是刘少奇背着中央搞的，你张闻天为什么承认是你批准的？以后再瞎说，后果由你负责！你应该给子孙后代留条后路！”这明明是暗示我重写材料，把责任推给刘少奇。我当场拒绝了他们，告诉他们："要整就整我吧，我不能说假话，陷害人。”
天闻讲述完这段经历，语气轻柔地对我说：“我恐怕会遭到逮捕。”
无休止的批判与斗争延续了整整两年。至1968年5月16日，位于景山后街甲1号的居所，突然进驻了一支武装力量，对我们实施了所谓的“监护”。我们被强制隔离，分别被囚禁在两间既寒冷又闷热的陋室之中。门窗被报纸严密封堵，门上仅留有一小方孔，警卫则轮班监视。屋内仅有一张木板床和一张长凳。严禁收听广播、阅读报纸，以及与外界人士有任何接触。审讯室墙上贴满了关于对敌斗争的口号，几名军人轮流对我们进行审问，反复施加压力。我与闻天被囚禁的房间仅一墙之隔，却宛如天涯海角。每日仅允许放风一次，时间错开，确保我们无法相遇。
尽管盥洗室是共用的，我们只能在此稍作交流。那时的清晨，天色尚未破晓，我们就得被唤醒，开始拖地、擦拭桌椅。沉重的拖把湿漉漉的，对我来说太过沉重，常常因未能洗净而拖地，结果挨了批评。大约是闻天从我的责骂中察觉到了原因，此后当我去取拖把时，总会发现它已经被洗净并晾至半干，既不沉重又易于拖动。对于闻天泡在盆中的衣物，我也总是悄无声息地加入洗衣粉（肥皂供应紧张），利用空闲时间帮他轻轻搓洗。就这样，虽然我们并不总是相见，但心却始终相连。
最难以忍受的时刻，便是夜深人静之际。那时，我只能借助他的咳嗽声来确认他的存在，从审讯者的呼喝中感受到他的坚毅。当一切归于沉寂，无声无息之中，我便会感到一种难以言说的惶恐。记得有一次，连续数日未见任何动静，我在上卫生间时细心观察，竟发现痰盂中有一滩凝固的血迹。后来才得知，闻天那次忍受不住折磨，突发心脏病，鼻血如泉涌，监管人员不得不将他送往医院进行抢救。一个多月后他出院，闻天担心再次发生意外时自己无法及时施救，便提出要见我一面，然而那些监管人员却以“时机未到，不可以”为由拒绝了他的请求，实在是缺乏人性。
在这漫长的五百二十三天的囚禁中，我们被无情地隔离，然而阴谋家们始终未能从闻天口中探得他们梦寐以求的那句话。
历经一年的监禁，我终于从那令人诅咒的独居囚室中获释，与闻天重逢是在1969年10月20日，距离被“监护”已有一年半。眼前的景象让我难以置信：那还是闻天吗？他的头发和胡须长得杂乱无章，脸色苍白，身体浮肿，整个人显得憔悴不堪。当我回过神来，询问他过去一年的审讯情况，他依旧坚持着那句老话：“我所知道的就是这些，其他的我一无所知。”他的语调平和而坚定。
随后，中央办公厅派员传达指示：即刻前往广东肇庆，必须在三天之内动身；张闻天的名字不得再使用，需另取化名；此事对外严格保密，仅允许与直系亲属保持联系。
"遣送"就是"流放"。两广、云贵，古时就是滴贬之地。落到我们头上的，比滴贬严厉得多，削职为民不算，还交付当地军分区"看管"，简直就是"发配"。闻天说，既然我们是普通劳动者了，我就叫"张普"吧。
时光匆匆，不容我们细细咀嚼“遣送”的深意。无论如何，我们终究又得以相聚，相互扶持，这总胜过“监护”的孤寂。当务之急，便是迅速整理行囊，因为第三天的启程已迫在眉睫。
闻天匆忙走到书柜前，迅速挑选起欲携走的书籍。
张闻天终于在1974年得以恢复其党的组织生活，自那以后，尽管使用的是化名“张普”，他也始终如一地履行着党员的义务，按时缴纳党费。当时，出于特定的限制，他不得使用自己的真实姓名。
闻天生性节俭，生活简朴，对于衣着饮食从不苛求。他的兴趣唯有藏书，任职驻苏大使期间，常与使馆同仁共赴书店。归国后，他仍不时前往书肆，寻觅心爱之书。亲自在书架间挑选，是他生活中的一大乐事。即便曾因教条主义而受到非议，他亦未曾回避读书一事。他常说：“读书之错，非书之过，乃在于读书的态度与方法不当。书籍，理应多多阅读。”
站在书架前不久，闻天便感到一阵头晕目眩。自一年半前被囚禁，不见天日的生活将他折磨得异常虚弱。我急忙为他搬来一把椅子，让他得以坐下。随后，我唤来内侄女小红，按照闻天的指示挑选书籍。我们取下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接着是《列宁全集》，最后是《鲁迅全集》，铁箱很快便被装得满满当当。闻天望着书柜，轻叹一声，摇了摇头，示意小红再挑选一些，便不再坚持。
1969年秋初，刘英陪同张闻天一同抵达肇庆，并在那里度过了六个漫长的春秋。此为1973年，张闻天、刘英与内侄女刘晓红在肇庆的居所合影留念，照片中可见的芭蕉树正是张闻天亲自栽种。
乘坐南行的列车，我与闻天抵达了广州，随后又搭乘了三小时的汽车，终于抵达了肇庆。我们的居所被安排在军分区的宿舍区内，背倚牛岗，几间简陋的平房构成了我们的住所。此地距离肇庆最近的集市尚有两里的距离。身处异乡，无熟人可依，也无电话可用，住所周围由部队设立的岗哨“警卫”着。外出采购生活用品，生火烹饪，这些日常琐事便成了我的主要任务。从被严密监控的黑屋到没有栅栏的“鸟笼”，我们的处境不过是换了个形式。就这样，我们被孤立在一旁，开始了长达六年的孤寂流放生活。
肇庆六年，闻天已经垂垂老矣，但他的心还是年轻的，他的思想仍然清晰、敏锐。他没有间断过对党和国家命运的思索，对社会主义国家治国兴邦规律的探求。他把列宁的一句话写在台历上，作为座右铭："为了能够分析和考察各个不同的情况，应该在肩膀上长着自己的脑袋。"
确实，闻天已被剥夺得空空如也，手中既无权力，亦无力回天。然而，珍贵的是，他从未失去“自我”的头脑。那突破束缚的思想，是任何权势和暴力都无法压制、无法夺走的。
于肇庆牛岗下的那间不起眼小屋内，烙印在心中永恒的，唯有读书与笔耕。
尽管他的视力已降至仅剩0.2，他却未曾停歇过阅读；即便握笔之手不时微微颤动，他依旧坚持书写。在缺乏卡片的情况下，他将旧台历翻面利用，还将小学生练习本裁剪成可用之材。他依照专题，制作了一叠又一叠的卡片，并将它们分门别类地装入纸袋中。
他读报特别仔细，政治变动的情况都分类记录下来。极"左"言论越来越离奇，个人迷信越来越严重，他忧心如焚，每每来回踱步，唱然叹息。1971年9月13日，林彪出逃，折戟沉沙。这一事件引起闻天极大震动，促使他决心把经过深思熟虑的观点形诸笔墨。他要探究：在社会主义的机体上怎么会长出林彪这样的毒瘤？斯大林那样的个人迷信怎么得以在60年代的中国疯狂地重演？从这时起到1974年，闻天写了近十万字的文章和笔记。虽然闻天从自己的政治生涯中体会到领袖的个人性格、突发的偶然事件（哪怕是一些小事）往往会影响重大的政治进程，但他从马克思的学说中领悟到，这并非问题的症结所在，他的目光远远超乎其上。他着重论述的是社会主义国家政治与经济的关系、党和国家的关系、领袖和群众的关系、正确进行党内斗争的问题，他深广地分析在我国政治生活中这些关系现存的各种矛盾，从经济、社会、历史、传统等方面寻找产生的原因、力图从个别看到一般，从偶然看到必然，从根本上提出解决问题的方法。
当闻天得以昭雪平反之际，《人民日报》特选登了他的两篇著作：《无产阶级专政下的政治和经济》与《党内斗争要正确进行》。在《张闻天选集》中，除上述两篇外，还收录了《人民群众是主人》、《衡量党的路线、政策的最高尺度》以及《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的公私关系》等三篇重要文章。历经十年浩劫的人们，无不清晰认识到，闻天的这些文章直击要害，他以质朴的语言揭示了客观真理。在那个极“左”思潮盛行、个人崇拜达到顶峰的时代，闻天仍能撰写这些文章，足以证明他未在“文革”的风暴中倒下，他依然是庐山会议时期的“书生意气”，的确具备理论家的胆识与远见。
尽管闻天满腹诗书，怀揣着青年人的豪情壮志，然而半个世纪的激烈斗争让他变得机智而老练。他对于谄媚奉承深恶痛绝，对权谋之术更是深恶痛绝，但他行事从不鲁莽。他深知这些文章绝不能再递上去，更不能让外人知晓。于是，他运用在上海从事地下工作时的技巧，悄无声息地撰写文稿，并将之秘密保存。
外甥马文奇自上海远道而来，昔日在舅舅的悉心指导下，曾有过读书的经历。舅舅对他充满信任，于是郑重地取出自己的手稿，交予他进行抄录。文奇一丝不苟，校对与抄写轮番进行，但假期即将结束，手稿仍未完全完成。舅舅见状，便让他带着手稿及钢笔返回上海继续抄写。文奇双手接过舅舅的手稿与钢笔，带着它们回到了上海。他精心抄写了三份副本，将每一份都小心翼翼地装进塑料袋中，分别妥善保存。
有空便帮他抄写。
晚辈来肇庆，给闻天带来合脚的布鞋，带来各种书籍，对闻天和我都是很大的安慰。闻天的话也多起来了，他同晚辈回顾过去，议论当前，也展望未来。他总是说："历史最公正，是非、忠奸，这一切，历史终将证明，终将作出判断。"
闻天坚信自己掌握了真理，对党的未来充满信心。在他看来，所撰文稿并非个人智慧的彰显，而是中国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的宝贵历史经验的集大成。正如民主革命时期的历史经验，这些文稿同样源自亿万人民的革命实践，其中凝结着无数血与泪的付出。因此，他毅然决然地冒着风险将之记录、藏匿。闻天期望：“或许在某次会议上能有机会发表，若不然，便让它们'藏之名山，传之其人'。”
1973年三月，小平同志重返政治舞台，担任国务院副总理一职，闻天同志对此感到由衷的喜悦。他评价道："小平同志思维敏捷，性格开朗，处理问题果断有力，无疑是难得的人才。"他坚信，在小平同志的领导下，我们党、我们国家有望早日摆脱困境，走出迷雾。
1974年7月，我获得了前往北京探亲的许可，专程前往拜访王震同志。他关切地询问起闻天的情况，并劝告我鼓励闻天向毛主席提交一份报告，他笑着说：“记得一定要把那句话写上去哦！”因此，闻天便请王震同志将一封信转交给毛主席，信中表达了希望迁回北京居住的请求。然而，回应我们的却是中央办公厅主任转达的信息：迁居北京恐怕不太适宜，建议寻找其他居住地。闻天希望能回到上海，却遭到了拒绝。最终，我们来到了无锡。这一过程已经是1975年8月的事了。
踏至太湖之畔，天际的景色仿佛使我重返故土，心情不由得变得愉悦。此刻，我们已从被“遣送”的身份蜕变而为自由之人，即便名字依旧称为“张普”。
1976年春季，张闻天与刘英于无锡鼋头渚留下了与医护人员及工作人员的珍贵合影。照片中，自后排右侧起依次为李鹤强、张天闻、周铭、刘英；而前排自右侧起则分别是黄关详、邵力正、张敏群、过志清。
此后，大故迭起，风暴丛生，"反击右倾翻案风"，总理逝世，"天安门事件".....一桩桩事变都在闻天心里激起万丈狂澜，肺气肿、心绞痛频频发作，终于在1976年7月1日傍晚，心脏病猝发，一跌倒就再也没能喊醒过来。
悲痛与愤怒充盈了我的胸臆，我无法抑制地放声大哭，直至昏厥。然而，我仍需静待对闻天身后命运的裁决。
天闻逝世近十日，江苏省委方始接到中央的紧急指示，派遣一位省委常委急赴无锡。在对我表示深切慰问之后，该常委宣读了“四人帮”所下达的命令：要求立即火化遗体，并严格保密；禁止举办追悼会；将骨灰安放于无锡市公墓；刘英的善后事宜就地妥善处理。
世间真有如此不合常理的丧葬仪式吗？作为闻天之妻，我在为亡夫摆放的花圈上，竟然只能刻下“敬赠于老张同志”的字样！
想到闻天病重时，要我坐到他的床前，对我说："我不行了....别的倒没有什么，只是这十几年没能为党工作，深感遗憾。"他一再重复："我死后替我把补发给我的工资和解冻的存款全部交给党，作为我最后一次党费。"我默默点头，强忍住一眶泪水。他没有听到我回话，还一定要我拿纸过来，写下保证，签上名字。我眼泪夺眶而出："难道你还信不过我？"他这才放下心来。
忆及闻天同志，他终身秉持着人民公仆的信念，曾言：“领导之职，即在于服务，领导民众，即是为民服务。”他始终未曾有过私心杂念。当外交部总务司的同志提议为他换得一处更大的住所时，他毅然决然地拒绝了；在1955年，为了精简机构，他毅然让女儿从外交部返回上海投身工厂工作；在支援边疆的号召下，他又将儿子送往新疆农场，一去便是十余年。
对党忠诚，闻天始终一心一意，竭尽全力。然而，在他离世之后，那些一时执掌要职的“四人帮”却对他表现得如此冷漠无情，这难道是公正的吗？
数日之后，至7月13日，《新华日报》于第三版右下角隅，以四行细小字体公布了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经济研究所特约研究员张闻天离世的消息。彼时，中央各大报刊皆保持沉默。乃至1976年9月，我赴北京就医之际，于医院中偶遇乔木同志，他仍关切地询问张闻天的近况。
张闻天之子张虹生：
我的父亲，
历史阴影中的人物
张闻天
今日，我们纪念无产阶级革命家、中国共产党早期的重要领导人张闻天同志，值此他诞辰120周年之际。
本篇访谈出自《中国新闻周刊》2010年对张闻天之独子张虹生的独家对话。自80年代以来，张虹生一直在南京大学图书馆勤勉工作，直至退休，始终保持着一名普通职工的谦逊与低调。在与记者的对话中，张虹生分享了自己对父亲深切记忆、父亲与毛泽东的交往历程以及父亲晚年生活的诸多细节。
独子回忆张闻天
文 | 陈静思
2010年10月，南京古城。
与众不同的，是张闻天的嗣子、现年72岁的张虹生，他在北京过着宁静的生活。
循着张虹生所提供的地址，我前往大钟新村寻找，却未曾料到家中空无一人。直至老人的外孙放学归来，方才得知这原来是他的女儿居住之处，而老人本人并不在此居住。我随即赶往张老目前的住所。
“你或许难以置信，这竟是我租下的住所。”张虹生笑着对我说，见我对这间简朴的新居流露出浓厚的好奇。
访谈一直延续至夜幕低垂。然而，关于张闻天的故事，我们仅触及了表层。面对这位生涯跌宕起伏、思想内涵丰富的历史人物，我们亟需更多的时间去深入了解。
翌日，我们继续深入。张虹生对父亲往昔的记忆，逐渐变得愈发明晰。
“自父亲离世，其骨灰盒上竟无任何名字标识，且并未安置于殡仪馆的正厅之中。”张虹生回忆道，“父亲的日记亦随之上交，我本人亦无法再得览。每当思念父亲，心头不免涌现那些令人伤痛的往事。有时，我渴望翻阅父亲的日记与读书笔记，以求慰藉，却无奈它们已离我远去，无法触及。”
1951年，张虹生与父母在北京。
经历着从外交部至中国社科院经济所的调任，再到被遣送至广东肇庆，最终迁居无锡，这一连串的变故如同重锤般不断敲击着张闻天的内心，在他儿子看来，“官职”似乎在一步步缩小。
张虹生鲜少提及他的父亲：“我从未动笔撰写关于父亲的文字，母亲曾阻止我这么做，她认为子女笔下的父母总难具说服力。的确，此言非虚。即便是由本人执笔的自传，也往往难以令人信服。首先，以今日之标准回顾往昔，难免带有时代的局限；其次，有时也不免流露出自我标榜的倾向。”
1959年，张闻天庐山之行。
图书馆员工
10岁首次见父亲。
1939年，我降生在新疆的迪化，即今日的乌鲁木齐。在我呱呱坠地之际，父亲正肩负着中共中央总书记的重任，日理万机。不久，我便被送往迪化的八路军办事处，托付给一位干部的母亲照料我的起居。而那位母亲，则独自返回了延安。
1949年，随着东北局势逐渐趋于稳定，我终于在警卫人员的护送下得以与父母团聚。那一年，我已满十岁。自幼耳濡目染众多英雄事迹，因此一路上我总是好奇地询问，父亲是否担任司令员的职务。听闻他并非如此，我连连摇头，心中仍觉得司令员更为称职——手握佩枪、驾驭骏马……
1949年，张虹生出生。
初次与父亲相见，我原本期望他能手持精致的盒子手枪，或驾驭一匹雄壮的高头大马，却未曾想他并无此等装备。心中不免有些失落。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我发现他与母亲每日皆乘坐小汽车上下班，这辆汽车，相较于我童年时骑乘过的马背摇篮，显然更为舒适。我心中暗自渴望，希望能亲身体验一番。然而，父亲却坚决不允许。
在那个年代，家中设有勤务员、警卫员以及保姆等，足以妥善照料我的起居。然而，父母却并未允准。自小学五年级起，我必须独立处理生活中的一切琐事。那时，我误以为他们对我如此严厉，近乎无情，是因为他们不喜欢我。
1950年，北京三口之家
1979年，随着父亲的平反，为了贯彻相关政策，组织有意安排我重返北京，同时照顾母亲。彼时，我内心迫切渴望回到北京。然而，母亲却坚决反对，尽管调函已交至我手，她最终还是将其退回。在“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的岁月里，此类情形实属罕见。
我亦无多言，既已习惯如此。他们常以百姓之力为标准，若百姓所能，你亦当能。若不能，便是你的思想有所偏颇，趋于特殊化。他们对这一点尤为重视。
自母亲调入中纪委任职，对我的管束愈发严格，坚决不容许我享有任何特权，即便是评定职称，她也坚决介入。她坚信，只要工作成绩斐然，无需主动申请，便“水到渠成”地会被选中。
在我二十余年的南京大学生涯中，我未曾主动申请过任何职称，亦未曾有幸被顺理成章地选中。直至退休，我始终是图书馆的一名平凡职员。
张虹生出席张闻天铜像揭幕仪式
我逐渐理解了父母。
历经在新疆的劳作，我戴着“右倾坏学生”的标签，方才领悟到，在大跃进的问题上，以及在庐山会议中，我父亲的观点并无不妥，他是正确的。在劳动之余，我借阅了众多书籍，随着阅读的深入，我与父亲的思想逐渐产生了共鸣。
自1967年父亲便失去了工作。当我从新疆归来，他那深沉的父爱才开始显露无遗。他对我的生活关怀备至，深知我薪资微薄，养育孩子不易。在肇庆监管期间，他更是从每月仅有的120元生活费中节省出15元，用以补贴家计。平日里，他除了热衷于阅读和写作，更乐于与我探讨问题，常将我唤至身边。这份父爱，言语难以尽述，他对我是那么慈爱，但在生活上却依旧严谨，直至他生命的终结，亦保持着这份风格。
张闻天夫妇
我并无任何父亲留下的遗物，皆已捐赠。至于他后期的笔记、日记等手稿，我本想保留，但母亲却不同意。如今，那些日记已随捐赠一同离去，而我，作为一名非党员，亦无法随意查阅。
回望往昔，若当时文稿掌握在我手中，便能让所需之人随意复印，如此定能对父亲的研究更为深入。然而，现实却是资料被严格封存，不得查阅。以我父亲在外交部那段历史为例，外交部对此严格保密，原因在于其中涉及我父亲的外交理念和当时所执行的外交理念存在差异。以和平与战争的问题为例，我父亲坚信世界潮流趋向和平，他曾断言，我们至少能够争取到10至20年的和平时光。而在这10至20年的和平之后，世界大战的爆发将变得更加困难。相较之下，毛泽东同志则始终强调战争与备战的重要性。
1951年，张闻天任苏联大使。
事实上，我并未翻阅过父亲的日记。他的日记数量众多，其中最为珍贵的是十六本，它们详实记录了自庐山会议之后至经济研究所任职期间的点滴。遗憾的是，这些日记在抄家事件中被封存，且传闻中遗失了不少内容。
在我记忆里，父亲的生活如同“标准钟”般单调乏味。除了必要的应酬，他几乎整日闭门不出，深居简出。每当周末临行前，我兴冲冲地跑去向父亲道别，往往只能隔着紧闭的房门，轻声吐出一句：“我走了。”良久，房门那头才传来他的回应：“知道了。”
1960年，张闻天获调至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经济研究所，担任特约研究员一职。
被遮蔽的领导人
审视父亲的一生，毛泽东这位人物始终占据着不可忽视的重要地位。
1934年伊始，父亲于中共六届五中全会上荣膺中央政治局委员及中央书记处书记之职。翌月，在中华苏维埃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他再次脱颖而出，被推选为中央政府人民委员会的主席。
张闻天，1935年
那时，我父亲身为人民委员会主席，此职相当于现今的总理，下辖十二个部门。起初，毛泽东同志担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执行委员会主席，并兼任人民委员会主席，身兼两职。在我父亲接替毛泽东同志担任人民委员会主席之位后，共产国际对此表示了强烈的不满。共产国际对父亲一直持有保留态度，认为父亲在苏联期间未曾完全听从指挥。
毛泽东最终执掌政权，得益于他具备几项显著优势。首先，他在指挥作战方面表现卓越，远胜于我的父亲；其次，共产国际对他的支持始终如一。
毛泽东与张闻天
“若非洛甫、王稼祥两位同志从第三次左倾路线中成功分化，遵义会议的召开将难以实现。”
然而，当前普遍认为遵义会议奠定了毛泽东的领导地位。实则不然，遵义会议并未赋予他党内领导权，亦未确立他在军事领域的领导权。会上，大家推选我父亲担任总书记，但他屡次推辞，最终未达成决议。毛泽东因我父亲的提名和集体的支持，进入政治局常委行列，而他在这四名常委中排名最末。我父亲在延安向共产国际汇报党的组织结构时，亦作如此记录。
自1935年春季的遵义会议起，直至1938年秋季的六届六中全会，历时近四年，父亲始终担任中共中央总书记一职。六届六中全会结束后，他才开始逐渐将这一职务移交给了毛泽东。
康生、毛泽东、王稼祥、朱德、项英、王明。
陈云、博古、彭德怀、刘少奇、周恩来、张闻天。
在1997年3月22日，遵义会议的与会者、当时红三军团的政治委员杨尚昆与我母亲进行了交流，对这一历史事件进行了详尽的阐述。杨尚昆指出：“自遵义会议之后，大家是否留意到，曾有一段时间总书记职位空缺。这究竟是什么原因呢？原来是因为张闻天同志谦逊有加，屡次推辞。毛泽东同志也表示自己更擅长军事指挥。因此，这一议题便暂时搁置。经过约20天的拖延，中央常委会最终作出决定，张闻天同志才接任此职务。当时张闻天担任总书记，是得到了广泛的支持和认可的。”
2005年8月，由中央党史出版社出版发行的《张闻天图册》，以“总书记之职”为题，清晰记载了张闻天在遵义会议上“被选为党中央总书记”的历史事实。《张闻天传》的修订版中，特别增设了“担任中共中央总书记”这一章节。此外，书中还附有一条详尽的注释，其中引用了张闻天、周恩来、邓小平、彭德怀、杨尚昆、伍修权等六位遵义会议与会者对张闻天担任总书记职务的表述，作为佐证材料。
1938年8月，王稼祥载誉归国，携共产国际的指示而来，建议中国共产党应由毛泽东领导，以解决党内团结之难题。彼时，毛泽东虽已担任军委主席，却尚未成为总书记。父亲便向毛泽东提出，愿意将总书记的职位拱手相让。然而，毛泽东却力劝父亲继续担任总书记一职。
自那时以来，尽管父亲在表面上仍主持中央会议，实则大权已悉数移交给毛泽东。
1955年，毛张会晤
我父亲与毛泽东的交接过程显得尤为平稳。众多干部后来评价，我父亲将权力移交予主席的决定是明智的。在那个时代，正值战争时期，军事事务无疑占据了主导地位。
有人质疑：为何张闻天在1938年与毛泽东关系出现紧张？实际上，我的父亲与毛泽东并未产生分歧，他只是对毛泽东与江青的结合表示了反对。
“我明日便成婚，谁人能阻？”翌日，他在供销社设宴两桌，而我的父亲并未被列入邀请名单之中。
据《杨尚昆回忆录》记载，尚昆叔叔曾提及，在延安时期，毛主席对洛甫最为不满之事，便是其反对他与江青的联姻。自那之后，二人之间的关系便日益紧张。
为此，我的母亲曾对父亲表示，为何不以中央的名义行文，反而使用个人名义呢？
张闻天、毛泽东、宋庆龄、周恩来、陈毅。
父亲的最后岁月
自“文革”爆发以来，身处北京的父辈屡遭批斗，连续遭受长达523天的“监护”。直至1969年10月，监护状态得以解除，随后他被遣送至广东肇庆，开启了在岭南的流放生涯。
在父母被遣往广东肇庆接受软禁之际，官方下达了指令：张闻天的名字不得再被使用，需另取化名，且对外严格保密。父亲遂表示，既然自己已化身为一名普通人，便以“张普”为名。“张普”这一化名，自此与他相伴，直至他蒙冤离世。
1973年，我前去看望父亲。那时，父亲的冠心病已相当严重，除了每隔一日与保健医生对弈一局象棋，他鲜有其他消遣。当我到来时，他立刻又兴致勃勃地与我谈论起国家的经济政策。
1973年，张虹生携妻女赴肇庆探望父母。
回望往昔，最刻骨铭心的画面莫过于我自肇庆返程至新疆之际。他难舍难分，始终相伴相送，直至半途体力不支，坐在路旁，大口喘息，双手紧捂胸口，面色变得苍白。我独自前往码头，他却始终站在原地，目送我渐行渐远。我屡次回首，总能看见他目光如炬，那是一种深情的凝视，一种令人心碎的凝视。岁月流转，已过三十余载，这段记忆依旧历历在目。相较之下，往昔父亲从未有过送行的举动。
自1972年以来，父亲屡次致信中央及毛泽东同志，恳求返回北京接受治疗，然而音信全无；他亦曾请求返乡上海安度晚年，却同样未获批准。直至1975年4月，他再次致信，提出迁居至离上海较近的苏州或无锡，这一请求终于得到了允许。
然而，当他的脚步踏入无锡，他的生命中仅余下不足一年的时光。
张闻天生平最后照片在无锡梅园。
1975年，我协助父亲迁居无锡。转眼间，一个月的时光逝去，我即将带着幼女返回新疆。临别之际，父亲紧紧握着孙女的小手，连声叹息：“实在是不舍你远行。”然而，纵使他心中万般不愿，却也无法将她留住。
一年之约，转瞬即至，7月1日，这一天，父亲突患心脏病，溘然长逝。家中不得举行追悼仪式，母亲精心挑选的花圈之上，也只能题上“献给老张同志”的字样。至于骨灰盒上的名字，亦无法署上“张闻天”的名字，只得仍旧保留着“张普”这一称呼。
1975年，张闻天夫妇居于无锡汤巷。
当我远在新疆之际，江苏省委的急电如晴天霹雳，告知父亲病情危重，我心中顿时涌起一股不祥之感。于是，我急忙请假，急速踏上归途。
鉴于路途的遥远与交通的不畅，我抵达无锡之时，父亲已经离我们而去十多日。作为他唯一的儿子，我竟未能见上他最后一面，心中悲痛至极，唯有泪如雨下。
当我终于与母亲相见之际，父亲却已化为一盒骨灰，静卧在殡仪馆的杂物间中。
返家次日，母亲便带我前往瞻仰父亲的骨灰，安置于一间狭小的储藏室内，不得踏入正厅。那里仅他一人独处，孤零零地安放着。
在那个悲痛与庆祝交织的7月1日，父亲离开了我们，而我的次女，也在同一天降临人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