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初，中国处在一个历史性的十字路口。国共内战风头正紧，解放军凭借民众的支持和卓越的战斗力，接连战胜了国民党军，逼近长江之畔。国民政府的败势已显，最高层之间围绕未来中国的走向，展开了激烈的博弈。正是在这一关头，关于“划江而治”、南北分治的方案成为讨论焦点。
遥想1946年，抗战胜利的喜悦还未消散，新的炮火却已在延安点燃。国民党军队突然进攻陕北根据地，一度令全国再次陷入动荡。毛主席目睹旧盟友反目，发出质问：“这是违背国家和人民利益的野蛮行为！”自此，华北、华南战场硝烟四起。解放军凭借强大的韧性，在多次关键战役中逆转局势，到1948年下半年，国民党的军事优势已不复存在。连陈诚都不得不感叹，此役败局已定。
三大战役的爆发，加速了国民政府的崩溃。短短几个月，平津、辽沈、淮海相继告捷，解放军如破竹之势，国民党丧失了数百万兵力，北方广大地区获得解放。此时，国民党内部党争加剧，蒋介石被迫退位，桂系代表李宗仁临时执掌大权，试图通过谈判为国民党保留一线余地。
就在国民政府摇摇欲坠之际，如何处理长江流域成为决定中国命运的关键议题。主张“划江而治”的方案，在国民党高层引发强烈兴趣。他们希望能够把持经济实力雄厚、人口密集的南方，以图卷土重来。李宗仁更是直言，保住东南半壁就意味着希望尚存。在谈判中，代表国民党利益的刘仲容极力鼓吹长江“天险”的不可逾越，甚至夸下“胜率一百比一”的海口。
毛主席对此不为所动。他坚定地表示，绝不接受南北分治方案，“让我们不过江？这是不可能的！”毛主席充分认识到，如果顺应分治建议，中国将陷入长期对立与混乱，统一和复兴的梦想难以实现。他果断下令全线过江，坚决要彻底解放全国，不做虚伪的“仁义之师”。
这种坚决源于对民族前途的清醒判断。聂荣臻曾回忆，毛主席站在国家利益角度，捍卫了统一格局，避免了苏联在朝鲜和德国那样的战略错误。结果，解放军很快越过长江，接连夺下南京、上海等大城市，将国民党在大陆的最后据点一一拔除。
这场历史决断，也受到外部势力的影响。作为国际共运的重要力量，苏联对于中国局势有着自己的考量。斯大林明确支持“划江而治”，并频繁劝说毛主席接受分裂方案。苏联在冷战初期着力保护自身在东北亚的战略利益，希望借“北中国”作为缓冲。这一策略，既制衡了美国在远东的扩张，也加强了苏联在地区的主导地位。倘若中国真的南北分裂，苏联自然可以稳操北方的影响力，而军火和创伤则由中国承担。
毛主席却毫不动摇。他认为，国家必须实现统一，不能沦为外来势力角逐的棋子。如果分治，内战势必延续，南北对峙将使民众无法安居乐业，中国的复兴也将被彻底阻断。毛的立场极为明确“我们必须过江！”“我们绝不做宋襄公的仁义之师！”
1949年春，毛主席亲自前往战前指挥渡江战役，并且再次重申：只有收复全中国，革命事业才能取得最终胜利。解放军随即发动强势攻势，一举攻克南京、上海、武汉等要地。国民党残余势力在南方各地溃败，逃亡海外，中国大陆实现了久违的统一。
苏联多次派员干预，希望中国接受分裂局面，但毛主席始终以“中国的利益”为核心，坚决顶住外部压力。全国人民也在此背景下团结一心，支持统一大业。至10月1日，中国人民终于迎来了新的时代，天安门上确认了新中国的诞生。
渡江战役成为转折点。解放军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短短二十余天突破长江防线，接连收复华中、华南、西南重镇。南京光复，上海解放，武汉告捷……到年底，广州、重庆、昆明陆续成为新中国的版图。至1949年12月，国民党残部全部撤离，中国大陆的统一终于实现。
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四分五裂、内战频仍的旧中国彻底告别舞台。中华民族第一次以全新的姿态实现了国家的完全整合。这个历史性的决策，不仅终结了动荡与分裂，也为国家蓄积了前所未有的凝聚力和发展动力。新中国让亿万中国人团结在一面旗帜下，民族复兴之路由此开启一个统一、强盛、充满希望的中国，终于整装待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