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4月，一场胜仗刚打完，徐海东浑身是汗，正躺在椅子上喘气。毛主席推门进来，他赶紧起身汇报战况，语气里全是兴奋：
“主席，这次能赢，73师师长张绍东功不可没！这小子打仗是真不要命，是个人才！”
徐海东满心以为会得到嘉许，没想到毛主席脸上的笑容瞬间消失，沉默片刻后，一字一句地告诉他：“海东同志，此人不能重用！”
这句话，像一盆冰水，浇得徐海东透心凉。
张绍东是谁？
他是徐海东一手提拔起来的爱将，湖北红安人，1930年就参加了红军。从一个普通战士，硬是凭着一股悍不畏死的劲头，一路杀到了师长的位置。论战功，论资历，在当时的红15军团里都是响当当的人物。甚至，后来名震天下的开国上将韩先楚，当时都还在他手下当团长。
这样一个能打、敢打的猛将，怎么就入了毛主席的“黑名单”？
徐海东想不通，但他很快就看到了第一个危险信号。
红军改编为八路军后，部队开赴抗日前线。张绍东带着687团，在晋察冀反围攻中确实打得勇猛，圆满完成了任务。可战斗一结束，部队在太行山区休整时，他就露出了另一副面孔。
他完全忘了中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私下里带着人去抢“土豪”的财物，甚至还跟一个地主家的女儿纠缠不清。
这事传到徐海东耳朵里，气得他把张绍东叫来痛骂一顿：“我一直看好你，你太让我失望了！”
但骂归骂，徐海东心里还是爱才。考虑到张绍东过去的赫赫战功，最终还是选择保他一次，希望他能悬崖勒马。
徐海东看到的是“行为”，是战功和过错的功过相抵。
而毛主席看到的，是藏在行为背后的“动机”。
徐海东不知道的是，中央保卫局的报告，早就送到了毛主席的案头。报告里记录的，全是张绍东私下里的牢骚。
比如，红军改编时，不少干部有情绪，张绍东就公然说：“当国民党的兵有什么不好？起码粮饷有保障！”
他还经常抱怨：“革命纪律太严了，不让人快活。”，“打仗这么苦，流血又流汗，弄点好处有什么错？”
这些话，在徐海东这种纯粹的军人听来，或许只是一时糊涂的牢骚。
但在毛主席这样的战略家眼中，这暴露了一个致命的问题：张绍东的革命信念，已经从根子上动摇了。
一个只认军饷、只图享受、嫌弃纪律的人，他的枪口，究竟会对准谁？
一个人的军事才能再强，如果忠诚出了问题，那他就不再是资产，而是随时可能引爆的负债。这才是毛主席那句“不能重用”的真正分量。
预言，在1938年2月25日的那个夜晚，应验了。
张绍东以“察看作战地形”为借口，召集了团里的营连级干部和机关人员，准备集体叛逃。
临走前，他还想策反政委吴信泉和副团长田守尧。
结果被两人指着鼻子骂了回去。吴信泉苦苦相劝：“你跟我回去，我豁出这张脸去给你求情，别一条路走到黑！”
但张绍东已经铁了心。他带着死心塌地的200多人，消失在了茫茫黑夜中。
消息传回总部，徐海东如遭雷击。他痛心的，不只是一个爱将的背叛，更是对自己识人不明的懊悔。他终于明白了，当初毛主席那句看似不近人情的警告，背后是何等深邃的洞察力。
朱德总司令亲自赶到344旅安抚部队，并带来了毛主席的指示：“这是他个人的问题，不要扩大化。344旅的同志绝大多数都是好样的，要相信组织，相信同志。”
这番话稳住了军心，也让内心备受煎熬的徐海东感受到了一丝温暖。
因为这次事件的沉重打击，加上常年征战留下的旧伤复发，徐海东的身体彻底垮了，不久后便离开了作战指挥岗位，长期处于休养状态。一个猛将的陨落，竟间接导致了另一个战神的提前退场，代价不可谓不惨重。
张绍东的结局众说纷纭，有的说他投靠国民党后被猜忌，最终被土匪所杀；有的说他辗转去了台湾；还有的说新中国成立后被捕枪决。但无论哪种结局，他都为自己的选择付出了代价。
这段历史真正令人深思的，是两种截然不同的用人逻辑。
徐海东看重的是“能力”，是能不能攻城拔寨。
而毛主席看重的是“根基”，是这个人的立场和忠诚。
对于一支在绝境中求生的革命军队而言，团结和纪律是生命线。任何可能从内部瓦解这条生命线的因素，哪怕他再能打，也必须被剔除。
军事上的胜利可以弥补，但信仰的崩塌，足以让一支军队灰飞烟灭。这才是“猛将”与“靠得住的猛将”之间，最本质的区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