亨利八世统治下的英格兰，在16世纪初期经历了一场全面的军事革新与地缘政治重塑。这位国王自1509年登基，直至1547年离世，其近四十年的执政不仅彻底改变了英格兰的宗教面貌，更在国际舞台上，通过一系列军事冲突与战略决策，奠定了英格兰作为新兴海权的地位。
争夺欧洲霸权
亨利八世的早期统治（1509-1529年）相对温和，尽管他当时仍是天主教的支持者，但他对合法继承人的渴望，尤其是缺乏男性子嗣的困境，最终将其推向与罗马教廷的决裂，促成了英格兰国教的建立，而他本人则成为最高领袖。至晚期统治（1530-1547年），亨利八世的政策愈发强硬，他通过《六条法令》巩固了新教义的权威。
这一时期，英格兰的地理优势在军事冲突中发挥了关键作用。作为一座岛国，四周被大西洋和北海环绕，英吉利海峡成为连接欧洲大陆的重要通道，其战略地位不言而喻。这不仅赋予了英格兰天然的防御屏障，也使其能便捷地通过海上力量投射影响力。
亨利八世对法国王位的宣称，成为英法“法国战争”的主要导火索。在这些战役中，1513年的圣奥梅尔战役是早期的一场关键胜利，英军在亨利八世的率领下击败法军，极大地提升了他的声望，也印证了他对火炮等现代化军事技术的重视。同年，在弗洛登战役中，英格兰军队再次取得对苏格兰军队的胜利，尽管苏格兰并未因此完全屈服，但亨利八世的威望在国内国际上都得到了显著提升。到了1520年，亨利八世与法国国王弗朗索瓦一世在都尔比之战（“金缕地”）上进行了一场骑士比武，这更像是一场外交秀，旨在庆祝两国间的和平，而非实际的军事对抗。
海上力量的崛起
亨利八世在外交上，积极寻求同盟以削弱法国。他与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查理五世建立了紧密的同盟关系，这一联盟为英格兰在法国战争中的行动提供了重要支持，甚至帮助英格兰获取了法国的部分领土。此外，他还试图通过王室联姻来巩固与其他欧洲国家的关系，例如在1543年，他的儿子爱德华六世与苏格兰王女玛丽·斯图亚特的订婚，虽然这并未带来预期的持久和平，反而引发了新的冲突，但反映了亨利八世运用婚姻作为外交工具的意愿。
英格兰的岛国地位决定了其对海军的依赖。亨利八世深刻认识到这一点，他大力投入海军建设，重建皇家海军，建造新型战舰，并加强了对海军技术和训练的投资。这使得英格兰不仅能够有效保卫海岸线，还能在国际舞台上展示实力。在海岸防御方面，他还投资修复和建设了海峡沿岸的堡垒和城堡，进一步强化了英格兰的防御能力，以应对潜在的入侵。
变革的战术与悲剧
亨利八世时期，海军战术迎来了革新。火炮在海战中的普遍使用，赋予了英格兰海军重要的火力优势。1512年下水的“玛丽·玫瑰”号，便是这一转型的象征。经过1536年的重大改造后，这艘700吨的战舰装备了91门青铜火炮，首次将舷侧齐射作为核心战术。炮门分层布置于船体两侧，使舰队能够在远距离上摧毁敌舰，终结了传统接舷肉搏的主导地位。尽管“玛丽·玫瑰”号自身在1545年索伦特海战中沉没，但其姊妹舰“伟大的哈里”号已证明了这种战术的有效性，其设计理念也影响了后来盖伦船的发展，奠定了英国海军未来两百年的霸权基础。
“玛丽·玫瑰”号的沉没，是一个充满争议的悲剧。在1545年7月19日的索伦特海战中，迎击法国舰队的“玛丽·玫瑰”号仅有40人幸存。究其原因，超载是关键因素，舰上临时增派的数百名士兵，携带着重型盔甲和武器，使船体载重远超设计极限。加之舰首和舰尾高耸的船楼抬高重心，甲板上堆放的弹药和补给进一步加剧了不稳定性。据目击者称，沉没前该舰刚完成一轮舷侧齐射，但炮手未能及时关闭下层炮口的防水舱盖。此时一阵强风使船体向一侧倾斜，海水从敞开的炮口涌入，加速了倾覆。舰长乔治·凯瑞的绝望呼喊，也暗示了船员可能因过度拥挤和指挥混乱而未能有效执行命令。
结语
“玛丽·玫瑰”号的沉没，虽是都铎海军的短暂挫折，却深刻暴露了早期火炮战舰的设计缺陷，促使后续战舰取消高耸船楼、优化载重管理。而其1982年打捞出水的残骸和1.9万件文物，则成为了一扇了解16世纪海军生活与贸易网络的“时间胶囊”，例如腌鳕鱼作为军粮，推动了英国对纽芬兰渔场的开发，进而通过鳕鱼-葡萄酒贸易积累财富，为帝国崛起奠定经济基础。亨利八世统治下的这些军事冲突与战略战术的演进，不仅塑造了英格兰的国家军事和政治格局，也为军事史留下了重要的遗产，至今仍在考古和材料科学领域激发新的发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