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在宁都会议上受到严厉批判，被剥夺了一切军职，随后便开始了整整两年“连鬼都不上门”的冷清日子。对此，有人说，这是“左倾路线”对毛泽东的打击、排挤，也有人说，这是周恩来“夺”了毛泽东的权所致……那么，真相究竟如何呢？
在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上，向忠发、周恩来以及张国焘三位同志崭露头角，成功跻身中央政治局常委行列。尽管张国焘名列其中，实则他身处鄂豫皖地区，所拥有的不过是“虚名”罢了。向忠发虽担任党中央总负责的职务，实则得益于共产国际积极推动工人干部政策的支持，从而实现了“一跃而上”。然而，他的文化修养有限，视野和能力均不足以胜任领导核心的重任。
因此，非周恩来莫属，方能胜任此重任。至于王明，尽管他身居中央政治局，且在共产国际代表米夫的庇护下在党内制造了不小的风波，然而他并非政治局常委，诸多关键事务仍需绕过周恩来才能解决。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周恩来赢得了共产国际的深信与全力支持。以六届四中全会为例，与周恩来一同被指责为“调和主义”的瞿秋白，最终被剥夺了中央政治局委员的职务，而周恩来虽然也遭到了批判，但只是停留在“口头”上，实质上并未受到严重波及，依旧稳坐政治局常委的宝座。
又如，在六届四中全会上，米夫原本打算指派王明担任政治局候补常委，但最终因周恩来坚决的反对而作此决定。这一事件无疑彰显了周恩来在共产国际及米夫心目中“特殊”的地位，他的意见在共产国际中颇具影响力……这一切均昭示着，周恩来是共产国际所信赖的我国实际领导者，我党在此期间所取得的成就与经历的挫折，无不与周恩来紧密相连。
在毛泽东同志探寻中国革命道路的征程中，初期并未获得广泛的赞同。为此，他承受了沉重的代价，初到井冈山时，便遭瞿秋白同志撤销了仅担任了两三个月的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之职！然而，随着中共“六大”的召开，共产国际对毛泽东同志在井冈山积累的实践经验给予了高度赞誉，并通过多种途径明确指出，“建立苏维埃中央政府，培养一支战斗力强大且政治立场坚定的红军”是当务之急。在派遣周恩来同志回国纠正“立三路线”之前，斯大林同志特意接见了周恩来，亲自强调要将中国革命的重心置于苏区和红军的建设上……自此，形势开始发生转变，中共对苏区工作的关注度逐步提升。
根据周恩来同志的建议，党的六届三中全会作出重要决议，决定设立苏区中央局。此举旨在统一领导苏区党组织，并对红军及苏区事务进行有效指导。与此同时，革命军事委员会也应运而生，肩负起军事指挥的全权职责。随后，中央正式发布《关于苏维埃区域党的组织决议案》，明确指出成立苏区中央局“势在必行”，并赋予其“有权修正或中止地方最高党部的决议，甚至解散地方党委”的权力。
中央文件中明确提出“势在必行”，凸显了党内对于设立苏区中央局以“强化领导”这一举措存在分歧。在此之前，苏区党的最高领导权由毛泽东同志担任书记的红一方面军总前委掌握。实践已经证明，总前委体制运作高效，且具有可行性。若中央旨在加强苏区和红军的领导，完全可以将总前委提升为中央局，或者在总前委的基础上增设“中央局”这一名称，无需另辟蹊径……这表明，随着中央对苏区工作的日益重视，部分同志已有意借此机会“上收”权力。
起初，苏维埃政权尚在巩固之中，中央苏区的建设也未达到理想中的完备。这便是中央政府迫切要求红军放弃游击战法、迅速组建正式中央苏区政府的关键因素之一。再者，考虑到维护苏区的稳定。毛泽东个性鲜明，性情急躁，即便是对待亲弟弟毛泽覃，也毫不姑息。周恩来虽自苏联学习归国后长期位居中共核心领导层，但对于苏区的具体状况却并不熟悉，并未直接参与苏区的创立与成长。
然而，尽管周恩来长期主持军事事务，他的实战经验却相对匮乏，仅在南昌起义中得以展露其领导风范。若他骤然被委以苏区重任，即便毛泽东能够提供全力支持，亦难免会引起部分人士的质疑。鉴于毛泽东在中央苏区拥有崇高的声望，周恩来自认为不宜急于赴任，而是希望等待恰当时机，稳妥地执掌苏区大权。然而，苏区中央局已正式成立，必须有人负责其日常运作。于是，周恩来想起了在党的“六大”期间与他并肩而立的项英。项英出身于工人阶级，性格坚毅，被誉为“硬骨头”。
二七大罢工作为党内领导核心中的关键人物，他在党内的地位举足轻重。在中共六大及六届三中全会上，他的排名均高于周恩来，同时身居政治局常委的显赫职位。然而，在六届四中全会上，不明原因导致他遭遇降职，降至政治局委员，其地位与周恩来相较，自然有所逊色。显而易见，将他派往苏区担任“先锋官”，这一决策既有利于周恩来在中央的领导职责得到充分发挥，也有助于在苏区迅速拓展一片崭新的工作领域。
1931年夏日将尽，秋意渐浓之际，顾顺章与向忠发先后落网，背叛革命，使得我党中央机关在上海陷入困境，难以为继。在这样的形势下，王明不得不启程赴莫斯科，肩负起中共在共产国际的驻外代表重任。与此同时，周恩来毅然决然，迅速启程前往苏区。为此，中央加快了苏维埃共和国的组建进程，以期中央机关顺利入驻。然而，此时中央苏区的领导权已非项英所握，取而代之的是因处理“富田事变”而派出的“中央代表团”。在中央的紧迫催促下，该代表团迅速作出决策，召开了中央苏区的首次党代会——赣南会议，紧接着便是……一苏大成立苏维埃国。
中央苏区与红军的基础尚不稳固；在土地分配方面，并未严格执行“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劣田”的原则，而是采纳了“多者少补，肥者瘦补”的策略；首届苏维埃大会尚未正式召开，苏维埃政权的构建仍明显带有国民党工作模式的烙印；对工人运动和反帝斗争的关注不够；在党内与群众中，缺乏必要的思想斗争与教育活动，导致出现了“左”倾、“右”倾机会主义、“调和路线”以及“富农路线”等错误倾向。
显而易见，部分批评缺乏事实支撑，甚至将正确之事曲解为错误……尤其是针对毛泽东同志及红军总前委所指出的“富农路线中的一些偏差”与“立三路线的错误”，实则纯属主观臆测。此外，该信件还就中央苏区未来的工作提出了诸多不妥当的要求与建议。紧随其后，当天，中央便通过了《关于中央苏区组织问题的决议》。
在安排苏区中央局的成员名单时，毛泽东同志的名字虽依然位列其中，却未对是否继续执掌代理书记一职作出明示。实则，此举已悄然剥夺了毛泽东同志代理书记的职务。不久前，鉴于对项英同志的不满情绪，中央代表团曾向中央递交了请求，期望获准毛泽东同志接替项英同志，出任中央局代理书记之职。
当前，普遍认同的看法是，这两项策略无疑是王明主导的“左倾”路线的典型标志。
显而易见，所谓的“指示信”直接指向了毛泽东个人，对毛泽东的过往职务经历进行了所谓的“归纳总结”，并在客观上构成了“赣南会议”批判毛泽东的核心“纲领”。至1931年10月，王明已离开我国，而“赣南会议”的召开指日可待。为了使苏区中央局能迅速获取此信，临时中央特意通过电报形式将信中的关键信息传递给苏区中央局。这一行动充分体现了他们对执行此信内容的迫切心情。
鉴于当前状况，我们尚不具备对核心城市发动攻势的充分条件。
周恩来英姿焕发，蓄势待发，立志在苏区开辟一片崭新天地，却未曾料到毛泽东持有不同的见解，心中不免感到几分落寞。尽管他对这里的局势尚缺乏深刻的认识，不敢贸然作出判断，但他依旧遵从毛泽东的指令，向临时中央发送了回复电报，直言进攻中心城市将遭遇重重困难。然而，临时中央却固执己见，坚决要求向中心城市发起攻势，声称即便不能攻克南昌，至少也要在抚州、吉安、赣州这三大城市中选其一进行攻取。
周恩来即刻召集苏区中央局召开了一次紧急会议，议题集中在制定进攻某座城市的战略部署上。与会的大多数人倾向于将赣州定为首要进攻目标。实际上，这早已是博古对周恩来的一项“指派”任务。然而，毛泽东对此持有坚决的反对意见。他深知赣州城防坚固，攻城之难，红军此前已五次尝试攻城，均以失败告终。尽管此刻赣州的守军兵力有所减弱，但南北两面均部署了敌军重兵。
一旦战事爆发，敌人将迅速集结兵力，而我军现有的兵力和装备在如此不利的态势下，极有可能陷入持久攻克的困境，甚至可能演变为一场旷日持久的消耗战。鉴于此，他主张不宜主动发起进攻。然而，与会者普遍持有不同意见，坚持要进攻赣州。周恩来本人亦倾向于对赣州采取攻势。作为中央局书记，他亦是中共中央的核心领导之一，自然需遵循中央的决策。同时，作为一名新任领导，他也渴望在任期内有所建树。经过深思熟虑，周恩来最终下定决心，决定对赣州发起进攻。
正如预料中的那样，这一战役果真演变成了毛泽东所预见的一场耗时已久的消耗战。在这长达33个日夜的激战中，红军虽然付出了伤亡4000人、被俘400余人的惨重代价，却未能取得胜利。反而使得红三军团陷入了敌人的分割包围，局势变得极其危急。幸运的是，得益于毛泽东“不计前嫌”的卓越谋略，他果断地调动了预备队红五军团，最终成功地解救了红三军团于危难之中。
既未采纳继续围攻赣州的策略，亦未全然采纳毛泽东的建议。因此，毛泽东以政府主席和中革军委委员的双重身份，亲自率领红一、五军团，组建中路军，沿着赣江东岸向北进发。他们首先在宜黄、乐安等地开展赤化活动，紧接着又对抚州发起了攻势；而彭德怀则指挥红三军团与红十六军，组成西路军，沿赣江西岸向北推进，逐步迫近吉安。由此可见，周恩来依旧坚持攻占抚州、吉安等临时中央指定的关键城市的目标。
行进至宁都途中，面对敌情的突变，毛泽东提议调整既定行动策略，主张中路军改弦易辙，向东挺进福建，以加固并拓展赣南闽西的苏区根基。林彪、聂荣臻亦迅速响应，强烈拥护毛泽东的方案。不久，周恩来在瑞金火速召开中央局会议，并对毛泽东的建议表示赞同，将中路军更名为东路军，转战至闽西地区。然而，会议亦明确指出，此举仅是“权宜之计”。待闽西之敌被一举剿灭后，还需“顺流而下”，攻取吉安、抚州、南昌等地。
新法令颁布不久，毛泽东随即提出了新的倡议。原来，毛泽东了解到，闽南与闽西地区仅由敌人的第四十九师师长张贞所部驻守漳州及龙岩，防御力量显得较为单薄。据此，毛泽东判断漳州地处闽南的战略要地，攻克虽易但守卫却难。加之该地华侨众多，经济繁荣，若我军成功夺取，闽东南的战局必定能够迅速改观。
毛泽东毅然决然地提出，战略目标应转向龙岩与漳州。在此同时，为了把握机遇，毛泽东在致信周恩来之际，迅速指挥部队向闽南地区进军，连续攻下龙岩与漳州。此两战共消灭敌人五个多团，不仅稳固了闽西苏区的安全，还扩大了我军在闽西南的势力范围。此外，我们还缴获了大量的补给物资和装备，其中包括一架飞机。
在漳州战役取得胜利之后，毛泽东并未如众人所期待的那样赢得广泛的赞誉，反而遭到了不少非议。这一现象背后的原因，主要在于那些坚持进攻赣州的同志们在未能实现目标的情况下，尊严受到了损害。他们深信赣州之战的失利，而毛泽东指挥的漳州之战却取得了辉煌的胜利，这种鲜明的对比让他们难以接受。
于是，诸多声音涌现，力主攻取赣州乃践行中央“进攻路线”的合理行动。即便结果未能达到预期，亦不过是战术层面的小挫折，而非战略层面的失误。尽管毛泽东在漳州战役中收获了胜利，然而这却被解读为对北上攻占大城市的战略部署的迟滞，是对“进攻路线”的消极抵制。面对这些不公正的指责，毛泽东只能无奈地摇首，以苦笑作为回应。
喜悦与忧虑交织于周恩来心中。喜悦的是，这场胜利恰似久旱逢甘霖，恰逢其时地降临。自担纲重任以来，他一直渴望能赢得一场痛快的胜利，而赣州的败绩更让他对此愿望急切不已。然而，忧虑亦如影随形，近期毛泽东屡次打破常规，提出新的计划，而中央局却常常“被动”地接受或追认，这导致部分人误以为中央局是“随毛泽东之意而行”。周恩来深感忧虑，若此态势持续，恐不利于中央局工作的顺利开展。
“为何要剥夺毛泽东在军事领域的决策与指挥权？”
“我们已决定与毛泽东同志的错误立场展开斗争，并在党的官方出版物中予以批判。”
此事暴露出，在中央局内部，部分同志先前对于毛泽东的拥护与支持，或许并非源于内心的真实意愿。
5月11日，苏区中央局在长汀召开了一次重要会议，会议的主题是对临时中央于4月14日发布的《为反对帝国主义进攻苏联及瓜分我国而致各苏区党部的信》进行深入探讨。会议坦承，自第三次“反围剿”战役取得辉煌胜利之后，中央局曾犯下极端严重且持续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并郑重承诺将全面接受中央的指示与批评，积极采纳并执行“进攻路线”，力争在江西及其周边省份率先实现胜利。在此同时，会议再次对毛泽东进行了指责，认为他在迅速夺取大城市的问题上显得犹豫不决，更倾向于向偏远地区发展，这被视为苏维埃运动中的机会主义路线，并明确表示将对这一错误路线进行坚决的打击。
等同缺席审判，禁止上诉。
在此之前，得益于周恩来的大力支持，加之他身为苏维埃政府主席的双重身份，毛泽东事实上已成为红军军事行动的核心决策者和指挥者。在多数情况下，中央局均对毛泽东提出的方案表示一致赞同并予以批准。然而，随着“左倾”领导人屡次发出严令，局势开始悄然发生转变。
6月25日，苏区中央局作出一项决定，即设立一个隶属于临时政府执委会的“劳动与战争委员会”。周恩来被任命为该委员会的主席，全面负责筹划与指导与革命战争密切相关的军事、经济、财政以及劳动动员等各项工作。事实上，苏区最为核心的任务莫过于处理战争事务。如今，将原本属于毛泽东政府主席职责范围内的所有与“战争”相关的职责进行“剥离”，这一举措无疑是对毛泽东权力的明显削弱。
在此期间，随着第四次“反围剿”的准备工作步入正轨，临时中央与苏区中央局联合决定，废止东路军、西路军的称号，并恢复红一方面军的原有名称。朱德依旧执掌总司令一职，王稼祥则被委以总政治部主任的重任。但令人关注的是，这一核心职位总政委却一直空缺，毛泽东的总政委职位也未得到恢复。
他仅以政府主席的身份随红一方面军行动，尽管他享有建言的权利，却无实际的指挥权。即便如此，毛泽东对此中的“名利”得失并不介意。7月10日，毛泽东与朱德携手指挥红一方面军，发动了对南雄的进攻。水口战役我军成功击败了粤军余汉谋部所辖的15个团，迫使进犯赣南的敌军撤退至大余、南雄一带，此举有效加固了中央苏区南部的防御体系，确保红军能够集中兵力应对正面敌军的威胁。
在此前，周恩来鲜少亲自踏入前线，指挥战事。在攻取赣州的战役中，尽管久攻不下，他却依旧居于瑞金，遥控指挥，直至中央局会议的召开，方才从后方启程前往江口。然而，这一次，周恩来于7月21日以苏区中央局代表的身份亲临前线，直接领导军事行动。与此同时，后方的工作则由任弼时和项英共同承担。周恩来抵达前线不久，后方中央局便电令他兼任此前空缺的红一方面军总政治委员一职。尽管我们无从知晓周恩来启程前与后方中央局的具体沟通与安排，但可以肯定的是，后方中央局此举的电报意图，意在从组织层面正式剥夺毛泽东在军事行动中的决策权和指挥权。
尽管毛泽东未曾执掌军职，他却同时担任政府主席一职，理论上掌握着中革军委的领导权。因此，中革军委发布的命令与通告，其开头常常以“奉中央人民政府令……”开头，这正是这一事实的反映。由此可见，在军事决策与指挥方面，毛泽东实际上拥有难以被彻底剥夺的权力。正因如此，周恩来抵达后，红一方面军内部便出现了他与毛泽东“平行指挥”的情况。显然，“令出多门”是军事指挥中的一大忌讳。
针对当前存在的矛盾，7月25日，周恩来与毛泽东、朱德、王稼祥联名发出电报，致信后方中央局。电报中直指问题所在——“前方负责人过多”，并指出缺乏“集权于个人负责制”的明确安排。电报提出建议，建议撤销政府主席一职，改设总政治委员，并建议由毛泽东担任此要职。作战指挥权将归属于总司令及总政治委员，而作战计划与决策权则归属于中革军委。
至于行动方针，中央局代表将拥有最终决定权，军委会议的讨论范围仅限于军委层面。尽管电报措辞平和，但其意见却一针见血。所谓“撤销政府主席一职”，实则旨在削弱毛泽东在中革军委的领导地位，阻止他继续担任军委领导。换言之，毛泽东只能以红一方面军总政治委员的身份，与朱德共同指挥具体战役和战斗，而无法参与作战计划和方针的制定，因为其并非中革军委的委员。
然而，毛泽东在作战计划和方针制定方面有着卓越才能，而在具体战役战斗的指挥上，其能力亦不逊于朱德。在当时体制下，尽管总政治委员的地位高于总司令，但军令的发布最终还是依据总司令的命令。在军委决策与总司令执行之间，毛泽东能够发挥的作用极为有限。显而易见，电报的核心目的是限制毛泽东的影响力，力求实现权力集中于个人，构建以周恩来为核心的领导与指挥体系。
意味深长的是，毛泽东亲自在这份电报上留下了自己的签名。然而，关于毛泽东是否真心认同电报中的观点，抑或是在“团结”的考量下勉强签署，亦或是仅仅作为“挂名”之举，这一切唯有待电报的原始手稿解密后，方能得出确切的结论。须知，在毛泽东漫长的革命生涯中，他亦曾不止一次在电报中代他人署名，如在1958年的“金门炮战”期间，他便以“国防部发言人”的名义发布了一系列通告。由此可见，“挂名”已成为我党工作中常用的手段之一。
然而，该电报所提出的要求却让以任弼时为首的后方中央局陷入了进退两难的境地。政府主席的罢免必须依照既定的程序进行，而毛泽东的调动不仅前线离不开他的领导，而且与共产国际反复强调的“充分发挥泽东同志的作用，与他并肩工作”的指导原则相悖。因此，后方中央局对该方案表达了强烈的反对态度。
于是，周恩来毅然决然地寻求“另辟蹊径”，建议在前线设立一个以他为主席的“军事最高会议”，负责制定所有的行动方针和作战总体计划。在此同时，毛泽东继续担任红一方面军总政治委员，通过设立一种机制，即在面临关键或难以抉择的重大问题时，他可以以最高军事会议主席或中央局代表的名义进行纠正或决策，这样就将毛泽东的职权限定在了作战指挥的“战术层面”。
换句话说，这是将毛泽东明确置于周恩来的领导之下，并赋予周恩来调整毛泽东决定的权力。在周恩来于7月29日致信后方中央局，对该方案进行详尽阐述后，后方中央局终于在8月初同意了毛泽东担任红一方面军总政治委员，并设立了以周恩来为主席，由毛泽东、朱德、王稼祥组成的“军事最高会议”。
鉴于前线尚未来得及统一个人权力，故在讨论诸多议题时，常遭遇连绵不断的争议，难以为决策达成共识，甚至对既有的原则与方针亦不时进行反复探讨，令人们感到茫然失措。
在周总理的坚定推动下，苏区中央局于10月3日至8日于宁都的小源村举行了全体会议，这场历史性的会议后来被后人称为“宁都会议”。此次会议的召开，旨在解决前线指挥的统一性问题，即所谓的“集权”议题。由此，我们得以深刻理解“宁都会议”的起因及其召开的历史背景。
周恩来亲自选定会议日期，按理说应当能妥善安排自己的日程，确保准时出席。但令人意外的是，他并未出现在首日的会议现场。有关他缺席的传闻纷至沓来，有人猜测他奔赴了前线，然而，《周恩来年谱》中对此时段的行程并无详细记载。由此推测，即便周恩来真的前往了前线，那也不太可能是为了应对紧急情况。既然没有明显的正当理由，他的缺席似乎显得不合常理。因此，有观点认为，周恩来或许预见到会议将对毛泽东进行一番整顿，因而有意选择缺席。
的确，在任弼时的引领下，会议伊始便对毛泽东展开了史无前例的“火力集中”式反倾向批判。此次批判涉及自第三次反“围剿”以来的一系列事件，包括抵制攻打赣州、漳州之战的胜利，以及自8月起，红军在南丰、南城、宜丰等地进行的群众工作。这些举措被视为对“进攻路线”的抵制和反对，并遭到了全面的“清算”。会议随后提出，应免去毛泽东的总政委职务，令其返回后方专责政府工作，而周恩来则在前线肩负起总责的重任。
“或者撤销军事最高会议，让我独揽战事指挥权，而毛泽东继续担任前方助理；或者授权毛泽东全面掌控战争指挥，我则负责监督执行方针。显而易见，后者不过是临时的权宜之计，若此方案可行，便无需召开此次会议。而让周恩来统筹战争全局，既是他屡次表达的‘集权于一身’的愿望，也是前后方中央局成员共同提出的建议。因此，第一种方案很快赢得了众人的赞同。然而，毛泽东对此持不同意见，他认为这两种方案均反映出中央局对他产生了不信任，尽管他身居要职，却无法施展其政治抱负，因此他坚决拒绝接受。最终，会议投票通过了周恩来所提出的第一个方案。”
自此，军事指挥权逐步向“集权”模式转变。尽管毛泽东仍身临前线，但他的意见仅被视为“参考”，必须经过“认可”后方可付诸实践。若未获认可，即便其言辞激情四溢，也缺乏实际的影响力。在当时弥漫的“左倾”思潮之下，要使众人“认可”毛泽东的见解，实非易事。
不久，上海“临时中央”作出了进一步决策，决定将毛泽东从军队中调离，令其转赴后方专注于政府工作，并要求全党对毛泽东所显露的退缩和保守态度给予坚决的反对。此后，周恩来接任红一方面军总政治委员的职务，肩负起战争指挥的核心重任。
自那时起，直至遵义会议的召开，毛泽东始终置身于边缘地带，遭受排斥，境遇颇为尴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