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公元前204年，楚汉战争进入白热化，荥阳之围的战鼓声震撼大地。此时的刘邦，粮草断绝、军心涣散，却依然巧妙周旋，一边用诱敌深入的战术与项羽对峙，一边派出谋略大师陈平疯狂“搅局”，甚至在项羽内部成功散播了“亚父”范增图谋不轨的谣言。最终，“项羽首席谋士”范增黯然离开，仅仅四个月后，楚汉战争彻底大逆转，刘邦彻底掌控局势。
有人将范增称为战略天才，但更多人认为，他不过是个“纸上谈兵”的典型案例。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是：他提出了四条核心计谋，其中三条昏招，眼光甚至脱离实际；而那唯一的佳策，甚至直接导致他被猜疑出局。范增的失败究竟是性格使然，还是更深层次地败给了时代变化？
【第一高潮】
抛开神话滤镜，范增真的是那个“项羽的张良”吗？对比张良的权谋精妙，范增的很多决策显得“失误频频”。第一个大失误就在项家族权力逐步崛起之初。公元前208年，当项梁率兵渡淮，率领起义军抗秦，隐居多年的范增终于出山，满腔激情地为项家集团献计献策。
他建议项梁立楚怀王的后裔熊心为楚王——表面上看，这是一招复古的棋步，旨在用怀王后人的“楚人血统”激发动员力，重新凝聚南方人心。但实际上，这步棋却暗藏祸患，会逐渐撕裂楚汉权力格局。楚地人民对楚王血统的热情远没范增想象中的那么高，毕竟在秦始皇扫灭六国后，“血统决定地位”的观念已经大不如前。而拥立熊心不仅没有带来多少政治影响力，反倒成了项羽权力积重难返的羁绊。三年之后，这份由范增制造的矛盾彻底爆发，成为楚汉争夺的导火索。
【发展过程】
在范增的眼里，楚怀王是新楚政权的合法象征，而刘邦显然不是。那么问题来了，范增为何会忽略最关键的一点：为什么楚怀王的号召力远远不如刘邦的“约法三章”？
问题还得回到秦灭六国后的社会状态上来。当时，郡县制建立了全新的权力结构，王侯贵族的血统影响力早已逐渐消散。老百姓真正看重的是什么？是实际的政治承诺，比如“约法三章”中宣布废除苛政，尊重名义自治；比如安置降军士兵的政策，刘邦完全懂得抓民心和军心。反过来看楚怀王，他能拿出什么实质性的东西？除了名义上的“楚王旗帜”，其他全是空谈。
但范增固执地认为只要把熊心树立起来，人心自然会归附到项羽阵营上来。他忽略了这次反秦大业的根本驱动力早已不再是贵族叛乱，而是草根豪杰崛起的时代潮流。所谓“亡秦必楚”，从来就不是指某个楚王后代，而是楚地军民要用自己的实际战功重新定义格局。“王侯将相宁有种乎”喊出的不是对血脉的怀念，而是对平民英雄的呼唤！
【第一低潮】
表面看，立楚怀王带来了楚人地域上的团结，但背后的隐患逐渐揭开。在项梁死后，楚怀王果然想趁机收回对项羽的兵权。这位提线木偶般的楚王脑袋里装的就是“拆台剧本”，不仅制约了项羽集团的军事优势，还埋下了巨大的不信任危机。
更糟糕的是，楚怀王在政坛上的存在感直接逼出了项羽和刘邦之间的对立。楚怀王在巨鹿之战前提出的“先入关中者王之”的约定，看似尊重战功，实则成为刘项互斗的契机。刘邦依靠十万兵力率领先行，严格秉持“怀王之约”，理直气壮地宣称自己是关中王；而刚刚击溃章邯、占领巨鹿的项羽，瞬间陷入了左右为难的局面。战争功绩是他打下来的，可历史把“王者归属”的政治合法性拱手给了刘邦。
与此同时，在“熊心”遗留下来的制度性漏洞操控掣肘的情况下，项羽的决策越发局限。这迫使他最终对楚怀王丢卒弃车，将其流放并秘密处死。至此，范增当年拍板扶持楚怀王的战略梦想彻底走向破灭，而以控制力见长的项羽团队陷入了自己人参与“破坏”的尴尬困境。
【第二高潮】
稍后，范增提出的又一个杀手锏战术再次让局势扑朔迷离。渡过函谷关后，本可趁势控制西秦固基础的项羽，却陷入了因为犹疑而迟迟无法定策。范增紧急进言，主张尽快杀死刘邦，断掉其在关中的根基。但项羽控制局面的手腕还是不足，并未果断采纳。
到鸿门宴前，范增甚至祭出所谓神秘天兆，“刘邦身上绕五彩祥云”的谶言，试图加上“天命所归”的玄学光环进一步说服项羽杀刘邦。但这种执念杀人想法实际上是否实现反而形成抛弃民意契机？
【第二低潮】
庆功宴并非“强虑”。
